从《正义》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

最近，笔者发现了有关司马迁生平的新资料，为考定其生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。

以前考证司马迁的生年，主要的材料有两条：

一、《自序》云：“（司马谈）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。”司马贞《索隐》引《博物志》：“太史令，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，年二十八，三年六月乙卯除，六百石。”

二、《自序》“五年而当太初元年”句下，张守节《正义》云：“案迁年四十二岁。”

有的学者依据《正义》，认为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145年），《索隐》引文有误。有的学者根据《索隐》，认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，《正义》之文有误。

双方考证司马迁生年，虽有十年之差，但其所据资料，实际上同出一源，即《博物志》的有关记载。因此，《博物志》所载年岁是否有误，是考定司马迁生年的关键。由于《索隐》与《正义》存在矛盾，而又没有其它直接证据，无论是对两者加以取舍，还是从另外一些方面作间接推论，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考《玉海》卷四十六载：“《史记正义》：《博物志》云迁年二十八，三年六月乙卯除，六百石。”又《玉海》卷一百二十三载：“《索隐》曰：《博物志》：太史令司马迁年二十八，三年六月乙卯除，六百石。”这两条资料所载司马迁年岁，与今本《史记》中司马贞引《博物志》之文完全一致，这说明《索隐》引文准确无误，同时也证实，张守节推算司马迁生年的根据也是《博物志》。如此看来，《博物志》确实是考定司马迁生年唯一的、也是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。张守节云太初元年“迁年四十二岁”，比司马迁实际年龄多出十岁，肯定有误。这究竟是张氏推算有误，还是后人传写不慎而致误，现已不得而知。

那么，《玉海》所引《史记正义》与《博物志》记载是否可靠呢？

《玉海》二百卷，王应麟撰。王应麟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，卒于元初。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《史记》三家注合刻本是宁宗庆元中黄善夫本。也就是说，早在王应麟出生之前，三家注合刻本就已经出现。但从《玉海》引用《史记正义》的具体情况看，王氏编书时所依据的当是单行本《正义》。据初步统计，《玉海》征引《史记正义》之文不见于标点本《史记》者达50余条。正因为王应麟所用的是《史记正义》单行本，所以能征引更多的《正义》注文。而且，因为他所见的版本较早，文字讹误的可能性也比后来的版本更小。

《玉海》所引自经史子集至百家传记，无不赅备。因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等各有“正义”，而“索隐”之名，仅见于司马贞所著之书，故《玉海》引司马贞之说，径称“索隐”，引张守节之注，则多标曰“史记正义”，以免与其它各书之“正义”相混淆（《玉海》引文称“史记正义”者共有31条，引文中或有出现《史记》书名或篇名者，则通常简称“正义”，于此亦可见其引书之严谨）。《玉海》卷四十六征引《博物志》之文，标明出处为“史记正义”，完全可以排除张冠李戴，误“索隐”为“正义”的可能性。《玉海》卷一百二十三引此条称“《索隐》曰”亦可为佐证。

从《索隐》与《正义》的关系来考察，也可以肯定张守节曾见到并且认同《博物志》的有关记载。司马贞《索隐后叙》提到自己《史记》之学受之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，而张守节注《梁孝王世家》、《匈奴列传》，也一再提到“张先生旧本”、“先生旧本”。司马贞《索隐序》自署“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河内司马贞”，据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，司马贞为博士在开元初，而张守节《正义序》称“开元二十四年八月杀青斯竟”，程金造《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》据此认为“《索隐成书，早于《正义》二十年。”程氏还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，指出《正义》对《索隐》多有疏通补正。邵晋涵《南江文抄·史记正义提要》云：“守节能通裴马因之训辞，折司马贞之同异。”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对《正义》与《索隐》之间特殊关系的认定，使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判断。其一，张守节肯定能见到《博物志》有关司马迁事迹的记载。他注释《秦本纪》、《赵世家》、《留侯世家》、《司马相如列传》诸篇，就都引用过《博物志》的资料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他未见《博物志》原文，至少也可以见到司马贞的引文。其二，《正义》与《索隐》原本各自独立成书，《博物志》的记载，是确定司马迁年岁的唯一资料，《正义》加以征引，当在情理之中。否则，太初元年“迁年四十二岁”的按语就显得突兀无据。其三，如果张守节所见资料与《索隐》所引《博物志》有不同，他应加以说明，他对司马迁年龄的推算，就更需交代依据。若是他认为司马贞所引《博物志》有误，则应予以驳正。张守节对《索隐》引文不置一辞，本身即是一种认同。《玉海》所引《史记正义》与《索隐》若合符节，绝非偶然。